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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沙龙第32期—赵琳琳:澳门司法制度二十年:回顾与展望
时间:2019-12-31  作者:  新闻来源:科研部  【字号: | |

   20191225日上午,为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围绕澳门司法制度,学院举办了第32期学术沙龙。此次学术沙龙由学院副院长朱全景教授主持。

    本期沙龙特邀澳门科技大学赵琳琳副教授围绕“澳门司法制度二十年:回顾与展望”作了主题报告。报告重点介绍了澳门司法制度的主要法律基础、澳门司法体制之演变、澳门司法官制度之演变、澳门警察部门的架构及职能、澳门廉政公署、澳门少年司法制度以及澳门司法制度的展望等几个方面。

    第一,澳门司法制度的主要法律基础。澳门司法制度的主要法律基础包括《澳门基本法》《司法组织纲要法》《司法官通则》《刑事诉讼法典》《民事诉讼法典》《行政诉讼法典》。1993年全国人大通过《澳门基本法》,授权澳门行使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澳门回归后,立法会根据《澳门基本法》通过了规范司法机构组成、管辖、职权的《司法组织纲要法》。此外,目前澳门司法制度的主要法律基础还包括规范法官、检察官选任、履职的《司法官通则》和规范三大诉讼的《刑事诉讼法典》《民事诉讼法典》《行政诉讼法典》。

    第二,澳门司法体制之演变。在澳门,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和检察院。回归后,澳门法院采取三级建制,设一审法院、中级法院及终审法院。第一审法院包括初级法院和行政法院,其中初级法院由民事法庭、刑事起诉法庭、轻微民事案件法庭、刑事法庭、劳动法庭、家庭及未成年人法庭组成。回归前,澳门没有独立的检察院,仅为设置在法院内的检察公署。回归后,澳门检察机构采取“一院建制、三级派任”的组织架构模式。“一院建制”是指检察院的机构设置不效仿法院的三级建制,只设立一个检察院。“三级派任”是指在终审法院设驻终审法院办事处,由检察长代表检察院;在中级法院设驻中级法院办事处,由助理检察长代表检察院;在第一审法院分别设立驻初级法院办事处、驻行政法院办事处,由检察官代表检察院。

    第三,澳门司法官制度之演变。回归前,澳门司法官主要由外籍人士担任,回归以后,大多是中国籍人士担任司法官。在澳门,担任司法官原则上需要满足以下三个要件:在澳门居住至少3年;熟悉中、葡文;就读“培训课程及实习”且成绩及格。澳门司法官的任免程序十分严格,需由专门机构推荐并由行政长官任命。澳门为司法官设置了周全的职务保障制度,如不具备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司法官从事司法职业的权利,司法官对其职责范围内的行为无须负责,仅在法定情况下方可就因履行职务的行为追究责任,等等。为了保障司法官的客观中立性,澳门也为其司法官规定了相应的义务,如不得从事任何政治活动或在政治团体中担任职务等。

    第四,澳门警察部门的架构及职能。澳门警察部门包括警察总局、治安警察局、司法警察局、海关、保安部队事务局等机构。其中,警察总局的定位和职能是指挥和领导治安警察局和司法警察局,治安警察局主要处理轻微案件,司法警察局则主要处理毒品、洗钱、恐怖主义等较为严重的犯罪案件,海关对涉及走私、海上管理等事项也有刑事侦查权限,保安部队事务局则主要为警察机构提供后勤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澳门刑事警察机关不享有独立的侦查权,刑事警察机关在诉讼程序中进行活动时必须遵照司法当局即检察院的指引,且在职务上从属于司法当局。

    第五,澳门廉政公署(CCAC)。澳门回归后设立了廉政公署,下设廉政专员办公室、反贪局和行政申诉局三个机构。其中,反贪局的职权是就廉政公署职责及职权范围所针对的犯罪及行为进行调查及侦查,由一名局长领导,局长由廉政专员委任。反贪局下设三个调查厅和技术支持厅等部门,相当于一个刑事警察机关,适用《刑事诉讼法》。廉政公署的权限多达16项,在搜查、扣押等方面的权力比一般警察大,但是涉及人身自由的依然要由法官进行司法审查。

    第六,澳门少年司法制度。在澳门,16岁是刑事责任年龄的分界线。目前,澳门地区每个阶段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都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针对适用,不存在法律空白。例如,12岁以下的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要适用《社会保护制度的一般措施》,1216岁的违法青少年则适用《违法青少年教育监管制度》,后者规定了警方训诫、司法训诫、复和、遵守行为守则、社会服务令、感化令、入住短期宿舍、收容等由轻到重的8种教育监管措施,实现了对违法未成年人的分级处遇。

    第七,澳门司法制度之展望。澳门司法制度在回归后的二十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例如,在享有独立立法权后出台了很多单行刑事法,在立法层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然而,在司法层面,澳门也面临着整体司法效率不高、结案率较低等问题。此外,对于澳门而言,如何更好地融入国家的整体发展规划也是一项挑战。目前澳门也在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但是由于法律制度差异较大,诸如刑事司法协助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

    在与谈环节,朱丽欣教授结合在澳门讲学的经历,从两岸对死刑的态度、沉默权的赋予以及被告人权利保护等方面对澳门和内地相关制度进行了比较,并对内地的逮捕条件提出了完善建议。孙锐副教授从职权主义模式和当事人主义模式的差异出发,对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职权主义模式下的侦查、起诉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调查行为,调查者主观上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而当事人主义模式下的证明特指向法官证明,证明标准的设置可以根据证明事项的不同而进行层次化设置。赵丹副教授则结合自己在澳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经历,对澳门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法治传统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在总结发言环节,朱全景副院长充分肯定了本次沙龙举办的价值。他指出,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和澳门回归二十周年的特殊年份,举办本次沙龙活动,对增进内地与澳门地区司法制度的互相了解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此次学术沙龙,学院教师、内设机构研究人员等近20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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