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0日上午，第二期学术沙龙在学院沙河校区举办。

　　沙龙分学术信息快报和学术聚焦两个环节进行。学术信息快报环节有4位教师通报了参加学术会议的情况。赵玉副教授介绍，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2016年年会围绕“民法典的编撰与商事立法的独立性研究”，形成了民法和商法是市场经济的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的学术共识。韩啸博士介绍，2016年中国法律史学会年会以“法制转型与政治文明”为主题，对近代中国政体变迁、中西文化交流、日本殖民中国时期法律制度、中华文化的根本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宋京霖博士报告了第六届中国检察基础理论论坛的情况，论坛围绕司法责任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三个方面进行了研讨，特别谈到了检察基础理论研究的新课题。徐然博士报告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立命馆大学法务研究科法学研讨会”的情况，介绍了中日两国学者就近期刑事立法特点与趋势、客观归责的实务运用、网络犯罪规制、民法典编撰等问题的学术观点。

　　学术聚焦环节，行政检察教研部张剑文副教授以“对行政公益诉讼试点的冷思考”为题作了主题报告。报告以实证调研数据和典型案例为基础，对行政公益诉讼试点开展情况进行分析。在肯定试点工作积极意义的同时，指出试点中存在的以下问题：地方政府的环保意愿和支持度是试点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行政公益诉讼存在专项活动化的倾向；在决定对哪些案件起诉时具有“选择性”等。指出，行政公益诉讼通过试点走向立法，要对以下问题进行认真思考，即如何评价行政公益诉讼的成效；检察机关有没有能力承担常态化的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权的有效手段是什么。对此，4位与谈人分别发表了各自观点。宋京霖博士认为，对行政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成效的评判，不能仅仅依据诉讼结果或数据指标，而应当以是否树立起检察机关的权威作为重要标准，并主张对行政公益诉讼的研究应当更多地偏向基础理论问题而非程序设计或过程设计。杨会新副教授指出，我国公益诉讼的立法与司法实践都体现了很强的策略性。立法对“公益诉讼”概念的选择及受案范围的限定都旨在消减可能遇到的阻力和障碍，实践中对案件的选择也是基于风险与效益的考量。可以对哪些公共利益通过诉讼的方式加以救济，与司法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直接相关。刘辉教授认为，试点应当采用程序主义的合法性判断标准。试点运行机制包括启动、交流反馈和评估三个方面，其中评估应当由中立的第三方做出，不应是试点的执行者，也不应是某个学者或机关。邵世星教授对试点工作的积极意义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诉前程序对案件的分流功能符合当初制度设计的初衷。

　　自由讨论阶段，徐然博士指出，行政公益诉讼涉及到国家治理方式与权力配置的重构，其实质是将特定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轨道。基于权利均衡和司法经济的考量，应当重视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将诉讼作为最后手段，不断提升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的实效。祁菲博士建议从制度发展偶然和历史必然的角度认识公益诉讼制度的形成过程。公益诉讼所担当的政治任务与法律使命不存在分歧，政治性也是检察机关职能的重要特征。迟晓燕博士认为试点中暴露出的问题并不是行政公益诉讼特有的，而是行政诉讼的共性问题，这恰恰说明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

　　学院党委书记胡卫列教授进行了总结点评。他说，本期学术沙龙从不同视角对行政公益诉讼展开深入讨论，教师们积极参与，呈现学术沙龙特有的学术面貌，讨论内容深入丰富，让大家受益匪浅。胡卫列教授指出，有效地规制行政权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环节，行政公益诉讼是基于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对中国特色行政权力监督制度的积极探索，体现了党和国家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框架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制度价值。行政公益诉讼试点中出现的问题，既要高度重视，又要坦然面对。可以说，其中绝大部分问题并不是行政公益诉讼独有的，而是中国走向法治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另一方面，这也涉及正确定位检察机关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问题，不能期望检察监督一介入，权力滥用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行政公益诉讼发挥作用既有赖于检察机关与党委、人大、政府、法院等各方面的良好沟通协调，需要与行政内部监督、行政监察、复议等其他行政监督制度的良性互动，也离不开检察职能的支持配合。他强调，实践对于推动理论的深化和制度的完善至关重要。今天的学术沙龙对行政公益诉讼进行冷思考、热讨论，目的就在于客观理性地分析问题，积极有效地提出对策建议，推动行政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和未来的制度建设健康发展。胡书记肯定并鼓励大家要坚持严谨务实的科研作风，立足实践，坚持问题导向，深化学术交流与批判，发挥好学院检察智库作用，推动学院科研工作繁荣发展。

　　学术沙龙由温辉教授主持，学院教师、内设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共30余人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