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检察博物馆感言_国家检察官学院

站在人民检察博物馆前，头脑中挥之不去的，是一个词：检察情结。

　　堆翠砌绿的群山间，一眼望到红色的屋顶，最高处金字塔形的尖顶使这座建筑看起来有一种玲珑感。建筑的主色调是白色，草木葱茏之中显得格外洁净。走近这座建筑，刘复之题写的“和谐苑”三个字赫然在目——这就是人民检察博物馆。

　　不知道建馆之议始于何时，看到它矗立在眼前，心中长期怀有的期待总算是找到归宿。多少年来，检察历史只是纸面上的历史，单薄而抽象，许多宝贵的、有历史意义的实物和史料并没有被及时收集和珍藏，现在面临的一个危险是，如不及时加以收集，这些实物和史料就像黑暗中沙漏中的细沙默默流失，逐渐消亡，无法再得到。人民检察博物馆为这些流浪的历史和弃置的史料、实物建了一个家，使它们不至于漂流无踪，零落成泥碾作尘，更甚而至于成为炉中物，化作一时的光热和永久的遗憾。

　　初识检察博物馆，我想到的是：没有检察情结，大概不会有这样一座收藏检察历史的建筑。要知道，在不珍视历史和文物的人眼里，这些实物和史料一文不值。收藏这些实物和史料，让它们尽得其所，才能使他们得以保全，发挥其应有的文物价值。

　　情结（complex）者，“一簇或一串具有情绪色彩的观念和倾向”[1]之谓也。“检察情结”借用的就是这个心理学观念。内心热爱某一职业，如有一种情意结，藏在内心绕不过去，这种感情成为一种心结，时常成为做某件事的强烈的内心驱动力。这样的人，对于各个行业来说，都是宝贵的。一种职业，有大量热爱这一职业的人，投入心智，投入感情，才不至于式微，它的历史与文化意义，才不至于湮没、遗忘、尘封。

　　这座高踞百里绿色之中的建筑，本身就很像藏在内心的一种情结，即使隐没在起伏的山峦之间，峰回路转之后，仍然会发现它一直挺立在一块辟开的山坡上，静静收藏着对检察事业及其历史的一份热爱。

　　如果对检察事业没有浓厚感情，即使从事检察职业，在心中，检察历史又于我何有哉?

　　供职某一行业，往往不过把自己的职业当作饭碗，每个月把饭碗填满，仿佛例行其事，对自己的工作哪有一点热爱。马斯洛曾言：人有低级需求，有高级需求。最初的需求是生理上的需要，也就是人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要求，饥食渴饮、觅屋择居、着衣蔽体之类，都是这方面的需要。倘若这些需要未得满足，生存成了难题，遑论其他?但是，如果把自己从事的工作仅仅看做生理或者生存需要的满足，即使做得好，也只是“打好这份工”，即使做出不小的成绩，也不过是让自己这碗饭吃得更好而已；中等的，惟勤惟谨，平平无疵，毫无色彩和波澜；更有许多倦勤之士，遵章应卯，敷衍了事，按时支饷罢了———把自己的职业与文化联系起来，关心它的过去和未来，投入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情感，是从来不会有的事。这不正是许多人不了解、也不曾想到去了解自己职业的历史脉络与文化意义的原因？

　　同其他职业一样，在检察机关工作的人不一定就有检察情结，检察情结的产生来自对检察事业由衷的热爱。对检察机关的感情内化在心中，成为自己意识和潜意识中牢固的一部分，才能具有检察情结。对检察事业的热爱是可以唤起的，对检察机关的感情是可以培养的，有检察情结的人是有可能越来越多的。

　　人民检察事业的发展，无论顺境与逆境，都需要有越来越多具有检察情结的人。

人民检察博物馆不仅为珍视检察历史的人保存了一份珍贵记忆，也为不了解检察历史的人去熟悉人民检察制度的起步、发展、挫折而跌宕起伏的历程提供了条件。许多人对自己从事的高尚事业缺乏自豪感，对自己肩负的责任缺乏使命感，对自己正在做的事务缺乏一种历史传承感，也许正是因为不了解这种职业的历史的缘故。如果了解了自己从事的职业在流淌着的历史河流中的意义，可能更多人会涌起对检察事业的热爱，更多人的心中会埋下检察情意结，这部正是检察博物馆能够发挥的功效？

　　不是只有正在或者曾经在检察机关工作过的人才会有检察情结，实际上，熟悉检察制度，关注检察事业，对检察机关始终抱有善意的人士，也会有检察情结。我的师辈中便有这种怀抱检察情结的人，他们未曾一日为检察官，却是检察机关的知己，一直关心检察事业发展，不带一点浮浪，不带一点私心。

　　我能够体会，如果他们来到检察博物馆，推门而进的心情。

我希望也有人称我是有检察情结的人，对我来说，这是一句值得高兴的奖掖——要知道，无论是否在检察机关工作过，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如果有人对你说“你有检察情结”，那可是一句不易轻得的赞词。

中学时学历史，苦于教科书里时间、地点、人名琐碎难记，对历史的兴趣被吓退不少。最初接触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课程，并没有想过学这些有什么用。那时浑浑噩噩，无论学哪一门功课，似乎都是为了填补中学时光和应付考试。甚至在大学里学习法制史的时候，对它的兴趣仍然蛰伏，没有激发出来。

　　本来，出了象牙之塔，青春期的浪漫消耗殆尽，人陷进现实感之中，前后左右的人对历史的兴趣变得更少，许多精力与算计都被置于现在和不远的将来。不过，由于从事法律政策研究的缘故，我对历史的兴趣却慢慢地增长起来。对于历史有什么用，总算是有了明晰的感悟。埋首研究几年，我忽然悟到，无论哪一部门法律问题，研究深了，便都成了法哲学、法理学问题；对任何法律制度，不明了其历史来历，就难以有精深的理解。

　　后来从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一本书《历史学家的技艺》(又名《为历史学辩护》)中看到，马克·布洛赫的幼子曾对他提出这样一个天真之问———“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1940年6月德军进入巴黎那一天，马克·布洛赫的一位同事也曾以悲伤的语调发出这样一句叹息：“历史有什么用?”。这激发马克·布洛赫写了这本书，认真地解答起这个问题。在马克·布洛赫眼中，史学的主题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历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踪的目标”。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类的利益，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现实行动，并期望它成为理解现实的工具，如莱布尼茨曾言：“必须在过去中找到它的根源，唯有了解事物的原因，才能更好地了解其实际状况。”密芝勒也有类似的话：“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简单地说，就是鉴古知今。马克·布洛赫说：“那些广泛而持久的发展所造成的强烈震荡完全可能是自古及今的。”对于过去的事物，“没有一定程度的比较就不会有真正的理解”，即使人类社会发生很大变化，“然而，在人类本质和人类社会中必然存在着某种永恒的根本性东西，否则人或社会这类名称就毫无意义可言了。如果我们仅仅研究某些人对一个特定阶段里某些实践的反映，我们又怎能确信自己已真正了解那些人物了呢?”

　　历史对于理解现实的意义，在检察制度中不难找到例证。如对于法律监督职能，若不了解当年列宁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基于什么考虑将法律监督职责赋予检察机关，就无法理解法律监督的实质、功能和重心所在；不了解沙俄时期检察官的角色，不知道“君主的眼睛”这一称号代表的实际意义，也就难以解释后来的苏联检察机关何以有崇高地位和拥有法律监督的使命。对历史无知，对于现实的认知也会短浅和狭窄。

　　长期以来，我们对司法人员的要求，只限于明了法理、熟谙法条，竟意识不到这只是对司法官员的起码要求，它们不是理想司法官应有的素质构成。在现实中，绝大多数司法人员对于司法制度和司法机关的历史缺乏了解，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也许清华大学的学生面对梅贻琦的照片感到茫然(梅贻琦有知，大概会想到那句“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或者北京大学的学生误以为本校的前身是燕京大学，都无妨他们学业有成、也无减于他们对各自学校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显然只是基于历史的惯性而非对历史的认知)；但司法官员如果不了解自己所处机关和自己践行的制度历史，在现实工作中，他们应有的历史责任感就不容易生长起来，他们对于本机关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也会因缺乏历史认知而减弱；进而，如果对更广泛的人类历史缺乏兴趣和了解，那么，他们就可能缺乏司法官应有的人文素养。

涉猎历史，可以增长智慧；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一定的人文素养。智慧和人文素养的获得，可以以纸面上的历史为源，也可以以历史实物为源。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进而从历史中获得智慧，对人及其存在的价值和尊严有所体察和感悟。人民检察博物馆的价值之一，正在这一点上。

　　司法面对以及要处理的，是人的事物。司法官员具有维护人及其存在的尊严和价值的职责，具备人文素养才能拥有这样的意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更“富有人性”。人文素养的获得，单纯依靠法律、法学是不够的，实际上，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都是人文素养的来源。历史也为解决人的问题提供了许多先例、启发和智慧。清代汪祖辉曾言：史记其事，入官以制事为重，“凡意计不到之处，剖大疑，决大狱，史无不备，不必刻舟求剑，自可触类引申。公事稍暇，当涉猎诸史以广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人民检察博物馆为检察人员以及其他参观者在较短时间和以印象深刻的方式了解检察机关走过的历程提供了便利。这里展示给人的，都是最直观的历史，那些照片、图表和实物争相诉说着人民检察院从起步、壮大、颠仆到重新起步、再度发展壮大的过程。检察人员可以从历史的源头和检察机关经历的种种事件中重新认识现在，发现自我，知悉检察制度背后隐而未现的历史缘由和政策考量，进而对影响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各种潜在因素重新思考。在这里，看到人民检察院曾经有过的成就，还可以使检察官产生职业自豪感和角色认同感，从而增强整个检察系统的凝聚力。

　　人们在日常工作中看到的，是自己趟着的水；到这里看到的，是从过去一直流淌到现在的河，一条继续向前流淌的河。

有人戏称当今中国就是“拆哪”(China)———君不见，到处都在大兴土木，到处拆掉旧的，建筑新的。人们七手八脚、毛手毛脚、笨手笨脚地胡乱拆掉一些旧建筑，比傻竞丑地搭建一些新建筑，把许多人儿时的记忆橡皮擦似的铲除抹掉，毫不可惜。有时拆掉的，是一段段凝固的历史。记得在参观首都博物馆时，见到那里展出的清代大理院模型，惊讶于那建筑之美，扼腕叹息这么好的有重大历史价值建筑竟也早被拆除——那同时被拆除的，不是对历史的直观记忆？

　　江西是人民检察试步的地方，要寻访当代检察史的源头，瑞金是不可错过的。那里长期保留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检察部”旧舍。这是一座老宅，古朴、陈旧，历几十年风雨而不坠，在江西老宅中，它也许还算不上特异，但却是人民检察史的起笔，可以说是弥足珍贵。听惯了这里拆了、那里毁了的人们，对这座老宅的毁损也许不会放在心上，但对于检察官来说，闻听这座老宅在2005年遭到严重损毁，当然痛彻肺腑，更要命的是，要是不立即加以抢救，这座老宅就要片瓦无存了。

　　也算是“工农检察部”一时的运气，恰逢江西省检察院有收集和保护检察文物的想法，它才幸免于悉数被毁的劫难。省检察院派人星夜驰往瑞金，与当地一番交涉，总算把“工农检察部”大门买下来，辗转运到井冈山，在新建的全国检察干部教育基地一楼大厅里，如今可以见到它的容颜。

　　一进入“和谐苑”内的大厅，最显眼的，便是矗立在玻璃幕墙后面的“人民检察第一门”。来此之前，早就听说了这个门的传奇经历，也知道这座门安装在新建成的博物馆大厅内，真正见到它时，不禁咄咄称奇：透明玻璃后面哪里仅只是个门，分明是一座房子，很立体地映入眼帘。走近了才看出，除了门窗是原物外，那座老宅的正面只是一张放得极大的照片。那斑驳的绿色阴影和罅隙以及白色墙面，充满真实感和历史感，这种设计，算是匠心独运了。

　　门很大，端端正正地立着，和背后的照片比，显得有点不成比例。门是关着的，就像从不开口讲话的历史般缄默。站在这座门前，几乎要像一个孩童，我忍不住想向里面窥视，窥视门背后那些峥嵘岁月和跫音人声。我想，谁要是推开咿呀作响的两扇门板，一定会推开漫天星斗日月光华，推出一段飒飒风雨出来。

　　门，是开始的象征。用一个门来充当人民检察的活的起点，是一个贴切的意象，也是无意得之的妙笔。巧的是，新中国也是以天安门作为自己的象征和标志的（当年设计国徽时，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组将天安门作为国徽的一个元素，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赏）。人民检察这扇门，具有历史象征意义，它切断了与旧中国检察制度的联系，开启了新中国检察历史的篇章。门后面不是一堵与新时代隔断的墙，那里直通新的中国，新的时代。人们走进去，可以走过几十年的征尘，一直走到今天。

　　门，既是开放的象征，也是封闭的象征。开放或是封闭，取决于我们的心灵开放还是封闭。关上历史这扇门，满足于现有的一切，天地可以变得很窄；打开这扇门，放眼世界与未来，胸襟可以变得开阔。门，启发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检察历史应该如何续写。

　　在门前驻足，我在想，这扇门，在不知它的人眼中，也许不过是烧火的材料；懂得了，才会珍惜。在珍视它的人心里，它是无价之宝，值得为之顶礼。

人的历史，以人为主角。马克·布洛赫曾言：“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的确，不仅历史事件以人的活动、人的命运为内容，制度演变也何尝离得开人。

　　人民检察史不正是如此?在检察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制度演进的过程，也可以看到络绎在历史长途中各种事件的纠结，但无论制度演进还是历史事件，我们从中看到的，都是影影绰绰的人———是人促成了制度变迁，同样是人，成为历史事件的要素。不仅如此，在许多模糊的身影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影像清晰、形象鲜明的人，他们在过去的历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影响直达现在。

　　人民检察博物馆及和谐苑大厅里都陈列有许多照片，这些照片构成独特而别致的景象。我最感兴趣的，是其中有一定年头的老照片。照片里的人物有的已经故去；有的虽然健在，已是耄耋老人，多年来不再出现在公务场合。看那些照片，我被一下子拉到他们那个年代。看他们的服装、发式，与现在有着明显不同，拍照的处所看起来也大多寒酸简陋，在那个朴素而艰苦的岁月，他们有着和我们相同的严肃认真的表情。他们凝视镜头，凝视着透过这扇窗户向历史窥视的我们。他们沉默，他们那时的所思所想究竟是什么，令我好奇。

　　照片上每一身影都是那个时代鲜活的人，在我们懵懂无知的时候，他们已经操持起国家的司法权柄，与其所处时代有着同样的脉搏和呼吸，他们办理案件时的喜怒哀乐都已经随着他们逐渐隐没在历史的背景里而消散了，他们各自对司法的贡献只是记载于检察机关群体的历史里，要不是留下这些照片，他们在历史中留下的影子将会更加模糊，随着“旧雨”纷纷别去，“新知”不再增多，他们的名字多年来不再被人提起。

　　但是，他们不应当被忘记，就像对无名英雄，我们理应有一种敬仰之情。这些人和他们的功绩构成了人民检察活的历史。他们从前人那里取得接力棒，又把接力棒传给后人，检察的历史才得以续写，对检察事业的感情才得以延续。看他们的照片，与他们的眸子相对，我忍不住思索和比较他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毫无疑问，我们的时代比那些逝去的许多时代更富于活力，也不乏激情，检察官身处其中，更容易作出比他们大得多的贡献，也理应作出更大的贡献。若干年后，当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挤进镜框与后来者凝眸相对的时候，我们可以态度更加安详、表情更加轻松。也许到那时，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们在自己的时代善尽职守，履行了法律赋予我们的使命，而且通过自己的力量，推动法律和司法的进步，出色履行了我们这一代人作为人的使命；国家的安定和民众的福祉，有我们不会被遗忘的贡献。

　　人民检察博物馆入口处的大厅里，陈列有历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大幅照片。这让人想起，许多国家办公机构里同样悬挂的该机构历任领导人的画像或照片，它们不仅是这些机构的骄傲(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前人的敬意)，将这些照片列在一起，也直观展现了历史的延续性。就像和谐苑大厅里的照片，它们陈列在我们面前，把检察接续的历史也呈现出来。

　　我对照片上那些著名的形象与其各自时代的互动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知道，这些照片后面，是流变的检察风云和不同时代提供的坦途或樊墙。他们站在检察历史发展的第一线，曾经担任检察机关最重要公职，他们的个人史，也是其各自时代的历史侧面。我知道，时代的形象可以从照片上那些人的个人历史中呈现出来。若以自传的形式记述个人与时代的历史，或者倩人作传，留下珍贵的史料和精彩的史评，对检察历史来说，不啻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可惜我们目前看到的，实在太少、太少。

　　在反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除了成为公众楷模的人物之外，每一个人的贡献都被记在集体的账上，许多工作都是以集体方式操作完成的，那些制度革新和一桩桩案件都不是与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与一些国家著名案件与特定的法官、检察官和警官的名字连接在一起，提起那些案件的名字就容易想起那些法官、检察官和警官的名字，显然不同。在我国，过去的人们工作、生活的时代过去了，他们也就隐没在那个时代之中，在历史上他们没有留下个人的印记。那些黑白照片像幽暗中的船，把他们载向历史的深处。

　　这种惯性，一直保留到现在。站在人民检察博物馆大量的人物照片之前，我不停地回味马克·布洛赫引用过的一句阿拉伯谚语———“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

建筑供人用，供人住，也是供人看的。庞然大物戳在那里，就是不想看，一抬头，那形象也会扑面而来。如果模样狰狞，体态丑陋，还会给人心添许多年堵。看美的建筑，心情就不同了。看得多了，偶然会想到，建筑要美，其实是需要一些除了装饰外别无实用价值之物的———如今吾国建筑家似乎忘记了这一点，设计的建筑常常缺乏装饰性，特别是许多居民楼，几乎毫无只供装饰而实际“无用”之物做陪衬，自然也就不美。

　　如果仅仅考虑到实用，衙门前的石狮，紫禁城的华表，西四的牌楼，这些劳什子通通都可不要，然而，真要把这些一扫而空，建筑美及其附带的审美价值也就丧失了，更何况许多美的大小物件，也还有一定的意义在。

　　人民检察博物馆楼顶上悬挂着一口铸造精美的大钟，可称为整个建筑中神来的一笔。看这口钟，不仅看到美，还有美以外的意义。

　　钟是人们钟爱的意象，庙堂之上，常见钟鼎。我游和谐苑，更觉亲切：盖因清华园中也有古钟一口，悬挂在闻亭之内，清华民国时期校徽以外，新校徽以及现在一些学院的院徽，都以钟的形象作为logo要素。来到和谐苑，忽见新铸铜钟，真有旧雨相逢之感。

　　钟名“和谐”，钤下的是时代的印记；有钟无终，昭示的是社会的祈望。

　　在如今社会转型、法治初创时期，不和谐事件层出不穷，人们对社会和谐的期盼更加焦灼，怎么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检察机关将何所作为?作为治疗“社会病”的“医生”，如何处理好“医患”关系?司法具有严格的法律依附性，检察机关更以法律监督为圭臬，又如何处理好“讲法治”与“讲政治”的关系?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辩明的。好在钟声之下有学院，正好同侪济济，细与推敲。即使不是来进修学业，办案之暇，上得山来，闻钟伫立，松风以无色丝带绾住历史，山色将历史责任送至眼前，松风过耳时，胸襟开阔处，也能有所省悟。

　　这口钟的铸造全依古式，凝重古雅。缄默无声，有摄人魂魄的力量；鸣则惊人，千山万壑回荡响应。图案铭文全出于新意，天平镌于其上。钟的铭文用语欲求典雅，文辞并不古奥，虽蕴藉似有不足，但晓畅易懂也不失为优点。诵读之时可以感受到一种宏大的气势：

“兹当盛世，依法治国定乾坤。为存历史，诲教后人，特于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麓，辟基地，筑馆舍，陈人民检史。推本溯源，明检察之要义。揆往卓今，期来哲之继踪。临斯地者，自当坚定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之检察主旨也。”

钟既可用来自警，也可以用来警人警世。以前钟如日晷，有报时之用，现在报时的功能已被精密仪表所取代，警示的功能反而凸显。巧的是，铭作为一种文体，也有此功能。来裕恂先生谓：“铭者，包含自警、警人二义也。夏殷鼎、彝、尊、卣、盘、匜之属，莫不有铭，而文多残阙。惟汤盘见于《大学》，周武王诸铭载于践阼记，后人楷模取斯焉尔。惜所用过滥，而山川宫室门井之类，皆各有铭，又杂以祝颂之语，则更失警戒之微意矣。”我想，楼顶钟悬，大概也有自警警人之意。检察官于洪钟大吕之下进德修业，相与论法，当思勤检自己、明察天下，重任所系，秉剑持衡，万万轻忽不得。

　　由钟联想到鼓，钟鼓相和，古时常见，钟楼、鼓楼宛如伉俪如影随形。我有时想到，检察机关设计徽章，不应忽视鼓。以登闻鼓的形象作为标志，当是不错的选择。古时登闻鼓以及鸣冤击鼓的典故正可为我检察机关所用，洗民之冤、解民倒悬，不正是检察机关的职责?闻人击鼓，倒屣相接，这种精神，方今之时，也还值得发扬光大。

　　看山色绿色如泼，树木蓊郁，芳草葳蕤，其实早已心醉。登高望远，大块大块的绿色堆积，延绵不绝，一眼望不到涯际。山中悠长的小径迂回，间有潺湲溪水相伴，雄奇景色之外颇多雅致之所，这就是我对井冈山的印象，但要细说井冈山的绮丽壮美，将笔落下，那描述又怎能与心中的感受媲美？明川曾言：“‘我’策杖披蓑来了，惊讶于那叫人屏息的气质，贪婪地拥有一襟山岚。谁在这时刻说出任何一句话，都属多余，只为心的流认同了山的存在。”这里说的虽然不是井冈山，这样一种描述，却与我心中对井冈山的印象约略近之。

　　看山，很难看清其全部面貌。记得当年乘车盘旋上庐山，大雨如注，又惊又惧又喜地到达山上下榻处，安顿好了之后，天气放晴，对面山头忽有云雾生成，悄没声息弥漫过来，拂面抚肩，忽又散去。后来读到张其昀所言，才知这是庐山的常态：“庐山襟带江湖，湿气最盛，每晴际常以白云为衣，称为云海。有时云生于下，俯视毫无所见，而仰观峰峦，青翠如画；有时云出于上，山中大雨如倾，而山下一片晴光，江湖在目；尤可异者，云气出没不定，诸山倏隐倏现，变化莫测，所以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语也。”随后访庐山诸景点，心醉神驰，归来都只有朦胧、概括印象，山的真容是从来不曾认清的。

　　对于历史，也有这样的感觉。虽然当代事，不成史，但乌飞兔走，回过头来再看，也就成了历史。我们无不生活在历史之中，何曾片刻稍离?只不过，就像入山，我们眼目所见，只是历史窄窄的局部，若非高瞻远瞩之人，对于历史的全貌只有模糊的认知，对于历史的许多隐秘更是懵懂不觉，正所谓入山而不见山。当时态发生转变，“现在”变为“过去”，我们参与的具体事件在历史书上也许被写下寥寥数笔；也许只言片语也无，就那么事如春梦了无痕地过去了，这在书写的历史中没有占据任何位置的事，也是常有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他不能不与所处的时代发生联系，这个时代中许多具体的大小事情共同构成大的事业，就像山上每一棵草木，点染成千里万里的绿色，铺陈成我们自己都无法完全认清的宏大历史叙事。

　　人民检察博物馆坐落在群山之中。无数峰峦组成的井冈山，是给我印象最好、最深的山。不过，平心而论，井冈山原本算不上名山，徐霞客游记中只写匡庐，吝笔墨于此山；张岱《夜航船》列举名山大川也无只字谈及井冈；1926年张其昀著述的《本国地理》教科书，细写庐山，对于同在江西的井冈山也未曾着墨。我到此山，直为井冈抱屈。

　　如今井冈山成为中国的名山，全赖历史成全，它和延安一样成为新中国的圣地。人民检察博物馆矗立在此，以这样一座“历史”名山为依托，是何等雄浑的背景。博物馆靠近新中国历史的起点，展现的不只是新中国成立的60年，而是从历史的起点叙起的70年。从1931年试步，经过三次大的踣跌，直到现在稳步前行，人民检察的历史已经走过了多少峥嵘岁月。这个历程几乎与新中国的法制发展相同步，像是山的骨骼脊梁。法制历史的风雨沧桑，全镌刻在人民检察的面庞，就像山的沧桑面貌。

历史在这里凝固，历史也在这里延续。看山，就像看历史。山有自己的骨骼经脉，也有丰富繁茂的细节。笔墨无法写真般描述一座山，也无法完全逼真地呈现历史———历史的内容实在太丰富，许多细节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湮灭，人民检察博物馆中珍藏的，只是一小部分、也许是最重要的细节。比细节更重要的，就像从和谐苑最高处向外望，莽莽一片山色，正如70年历史的风雨苍茫一望收。

看历史，像看远山。山就在眼前，有时却云絮遮面，容颜变幻，我们不容易把他辨清。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解读历史，正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人们书写的历史，眼中纳入的历史，也有精粗。有时候我们注重历史的框架，有时我们注意历史的某一个细节，有时我们胸襟开阔，有时我们思虑精微。历史为人们重新发现、重新诠释提供了许多可能性，尽管历史真相只有一个，但对历史的诠释却很难生硬地定为一尊。历史，是一座我们无法随时再次进入的山。

　　看山读史，我想到的是，几十万检察官正在从事的，正是青山事业。当今以及后来的检察官续写人民检察的历史，应当对得住这座山。我盼望人们为此付出的努力，凝聚成更高更美的峰峦。

作者简介：张建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1] [美]阿瑟·S·伯雷著：《心理学词典》[M]，李伯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